“晋”，是山西的简称。“晋商”顾名思义，指的是山西商人。晋商历史久远，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蕞早的商人。

　　明清时期是晋商极为鼎盛时期，其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创造了无数商业奇迹。它，驰骋明清两朝，称雄500年。

　　“鄙人在海外十余年，……独至有此历史，有基础又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人，鄙人常以自夸为人世间。”

　　中国近代思想家、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先生如是说。

　　晋商的兴起是必然的，与地理因素、历史因素、区域文化等密切相关。

　　山西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处于东、南、西、北的分界点上，背靠游牧经济区域蒙古草原，南接产粮大省河南，右连关中商业要地陕西，左屏军事重地河北。山西扼守南北经商要道，有利于商品交流。

　　山西自然条件比较恶劣——土地贫瘠，“地狭人满”，导致农田不足，农业生产稍显不足，不得不外出经商。不过，山西与少数民族长期混住，自然少不了打交道，山西人掌握的少数民族生活习惯与心理为其塞外经营创造了便利条件。

　　明清时期正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活跃期，此时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地区间商品流通活跃，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为晋商的兴起提供了历史大舞台。

　　晋商抓住了三次历史机遇，快速发展。

　　古代对盐的控制垄断，从“盐政”一词可见。“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明初的开中制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以“盐”为介，规定盐商运送粮食、布匹等物资到边塞，领取同等值的官盐盐引，给予贩盐专利。

　　山西地临北方边镇，这一制度一实行，山西商人便以其为契机，以地利捷足先登，兼粮、盐商、布商于一身而兴起于商界。

　　折色法改“粮中盐”为“银中盐”，规定商人在内地向盐运司缴纳一定银两，便可以领取盐引用于食盐贸易，无需运送粮食到边疆。

　　晋商抓住这次改革，积极进行战略调整，扩大经营范围，开始涉及茶叶、丝绸，煤炭等多行业的交易。并且加大和游牧民族地区物资的交易，顺利完成了从边商转化为内商的重大战略转移。

　　明末清军入关，抢掠的金银太多导致了当时的通货膨胀。晋商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顺利完成生存过渡。

　　他们凭借长期的战略眼光和对市场需求的敏锐感觉，看出金融对商业活动的必要性，积极开拓新的市场。在账局、钱庄等早期金融组织基础上，在道光初年首创山西票号(日升昌票号)，在金融界占据头角。这是一个现象级的商业成就。

　　晋商的成功与晋商精密不可分。以义制利的经营理念，褒商扬贾的敬业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相互扶持的群体精神，可谓晋商之魂。

　　古代，尤为重视家族传承。晋商家族是极具商业烙印特征的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家族。重视家风家规，例如勤俭节约、诚实守信、载德厚人、严禁虐仆、嫖娼等不良风气。晋商家族既有重学的一面，又有重商的一面，具有“学而优则商”的特点，商中有学，学中有商，商学结合。

　　在这里，也不得不提晋商会馆，在明清时期遍布全国，“凡商贸繁华处必有晋商，有晋商居处，必有会馆”。会馆的主要是联络乡谊，会聚公议，维护同乡及同行商人的利益。晋商会馆是晋商文化的直接体现，是外出晋商增强凝聚力和提高地域商帮竞争力的重要场所。一批批晋商视“诚信忠义”的化身关公为精神偶像，自我约束，规范商业行为。

　　由此可见，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晋商的兴盛是历史必然。

　　晋商的衰败也不过是一场必然，它的衰败在于政府腐败、四失机遇、传统观念束缚。

　　晋商结托封建政府，在封建社会趋向衰亡之时也必然祸及自身。清后期阶段矛盾尖锐，国内斗争不断，战事频繁。自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利用其在中国攫取的经济权利，挤压中国工商业者，不仅如此，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为上缴历次战争失败的巨额赔偿，对商人肆意压榨，尤其是晋商，使晋商不堪重负。

　　1897年8月28日东清铁路开工仪式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俄不平等条约签订，使俄商获得自由贸易特权，免税特权以及近代铁路的出现使俄商进入中国腹地同晋商争夺市场，使山西商人原有的地理优势渐渐失去，致使晋商在对俄茶战争中遭到重创，一蹶不振。

　　清末，晋商的山西票号已呈衰弱状态，由于一些晋商的顽固和墨守旧法，以致四次失去发展的机会。

　　1904年，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邀请山西票号加入股份，无奈其票号总经理毫无远见，拒不应召，始终未能参与国家银行，头部次失去改组银行的机会。

　　1909年，若干晋商认识到改组票号为银行是大势所趋，京都的山西票庄纷纷要求改组，无奈总号经理专制掌权，丝毫不为所动，票号改组银行计划又告失败，就这样失去了第二次改组银行的机会。

　　辛亥革命发生后，山西票号准备贷款改办银行，不巧当时的国务总理倒台，欧战又刚好爆发，贷款之事彻底成为泡影，第三次失去了组改银行的机会。

　　对外借款失败，三帮票号之一的平遥帮决定单干，帮内一二把手拟从各自票号抽出部分资金作为组织基金，自己组织银行。然而此计划的搁浅失败导致了第四次落空。

　　四次错过组改机会的山西票号已成弩末，始终无法振作。其中心没有随全国经济、金融中心南移上海，是山西商帮衰败的重要原因。

　　“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极大地束缚了晋商发展的脚步。有一句民谣是这样流传的:“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

　　晋商在上海开埠的大环境下，缺少发展的眼光，并没有根据新的市场需求开发新兴产业，而是购买土地，修建一个个深宅大院。用房子和土地把赚来的钱，也就是将扩大再生产的资本牢牢守住。

　　另一方面，晋商资本主要投入了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的近代重工业——煤矿业，致使大量资金积压，从而陷入资金短缺的困境。

　　总而言之，晋商在恶劣的生存环境逼迫下，抓住有利历史机遇，成功崛起，不仅有天时、地利，更有根本上的人和，所以他们的成功是必然的。

　　但他们的衰败，究其原因，除了不利的外界条件外，主要在于自身的弱质，是他们闭塞的生存环境和封建性与农民性的本质，使晋商必然随着封建社会的灭亡而蕞终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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