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招商局财产迎接上海解放
胡时渊（1904—1994），历任国营招商局业务处处长，招商局副总经理、总经理，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
上海解放前夕，胡时渊响应中共坚守岗位、迎接解放的号召，决意留在上海，并进行了对招商局的护产工作，为全国解放后的运输畅通作出了贡献。此文成稿于20世纪80年代，真实记录了他参与保存招商局的部分运输船舶和物资的过程。在上海解放、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本报特刊登此文，以示纪念。
招商局是中国最早的航运企业，创始于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至上海解放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局本部设于上海，分支机构遍及全国，国外也有若干办事机构。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在上海任招商局副总经理兼业务处处长，总经理为徐学禹。1949年春，徐改任董事长，我任总经理。上海解放前夕，我接受中共地下党的指示，与局内同事一起，在保护船只、船厂等财产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虽然30多年过去了，但回忆起来，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1948年10月中旬，我因公从上海到香港。其时，招商局客运部经理俞大纲也因公出差在香港。11月22日，他到酒店来看我，并说：“我想介绍现任香港《文汇报》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张樨琴同你见面，请你谈谈招商局的情况，你看如何？”我表示欢迎，说：“请他们以新闻记者的身份来看我。来时请他用手指在我的房门上轻敲三下，作为暗号。”
11月24日下午2时，客人如约而至。我向张樨琴详细介绍了招商局各方面的情况，他听后问：“胡先生准备来香港住家么？”我说：“还没有定，正在考虑中。”张说：“我劝你留在上海，不要走了。保护好招商局的财产，这就是起义，也就是你最好的前途。”我表示愿意接受他的劝告，留在上海为人民做些工作，他赞扬了我的积极态度。
然后，张樨琴又问我准备怎样做好护产工作。我说：“招商局的最大财产是船只，现有总吨位近五十万吨，其中海轮五十多艘，长江大轮十多艘，拖轮、铁驳一百多艘，各港埠内使用的小火轮五十多艘。按照的疏散计划，准备陆续把这些船只撤往台湾，我们应该千方百计把这些财产保存下来。”听到这里，张樨琴频频点头，表示赞同。我还着重谈了保护长江轮船的重要性，说：“海轮随时可以向国外买到，而江轮却买不到，必须由自己制造，造船比买船困难得多。此外，长江轮船对于解放后恢复国内客货运输有极大的用处。”张对此表示同意，并叮嘱我：“那么，你就好好地干吧！”
临别时，张樨琴说：“我们今天的谈话，不得对外泄漏，以后也不必通信联系。你回到上海后，可以在清早和晚上收听解放区的电台广播，了解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和中国的政策。”谈话至此结束，谈了约两小时。
后来，我经常收听解放区的广播。有一次，河南新乡中共人民电台午夜广播说：“中纺公司总经理顾毓瑔、招商局总经理胡时渊，你们要坚守岗位，迎接解放。”我听了，十分兴奋，更坚定了我做好护产工作的决心。
1948年12月4日，我从香港飞往台湾，原来想旅游一个星期，但游览了两天后，突然得到招商局“江亚”轮在吴淞口外沉没的消息，便于6日赶回上海。
回到上海后，我按照张樨琴的嘱咐，从事反对疏散的斗争，其中，“江顺”“江安”“江泰”三艘江轮的事件是重要的几个回合。
1949年2月中旬，“江顺”轮船长黄友士从汉口随班轮来到上海，悄悄问我：“听说本局的长江轮船都要撤往台湾，有这回事么？我是否可以不去？”我说：“可以。我有个设想，现在‘江安’‘江泰’两轮都停泊在上海十六铺，准备整修。你的‘江顺’轮也可抽下来修理。将这三艘江轮都开到长江中游去，以修理为名，把它们保留下来，等待解放。船上的职工，除船员外，一律下船回家休息，工资由上海和汉口招商局按月发放。如果你同意我的设想，可以与‘江安’轮李船长、‘江泰’轮陈船长商量一下，然后报请船务处批准。”他表示同意，并照我的意见去办了。
3月初，黄友士从船上发来密电，说三艘江轮现抛泊于离汉口四十里的江中心。3月15日，汉口招商分局经理李荪芳把这件事情以长途电话报告了徐学禹，还说海员工会主席李雨田已为此事向他提出质问：“你们把三条大轮抛泊在长江中游，有什么企图？”李雨田还煽动原已回家休息的三艘船上的职工聚众闹事，并向南京联勤总司令部揭发。
徐学禹接电后，向船务处询问情况，船务处回答说：“是三位船长要求整修的，由船员自己修理和油漆，比较安全省钱，时间上也要比交给修船厂修理快得多，一俟竣工，马上开往台湾。”徐学禹又问我是否知道此事，我说知道的。
同日，徐学禹又接到南京交通部航政司司长李景潞的电话，询问三艘江轮停泊江中的事情，并说有人已向联勤总司令部检举，要交通部查复。徐就把船务处所讲的情况告诉了他。于是徐学禹叫船务处急电三位船长将江轮从速驶回上海。
在这种情况下，“江顺”“江安”“江泰”三轮不得不开来上海，但船上存煤不够。他们来电向招商局供应处请示，我说：“现在这三条江轮没有运输任务，在九江、汉口多等几天，没有关系，煤炭叫南京招商分局派小火轮送去。”我随即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给南京招商分局经理窦毅，对他说：“你们送三百吨煤去九江，煤是要送去的，但不必着急，慢几天也可以。”我这样做的用意，在于拖延时间，等待长江方面战争形势的变化。
3月20日，九江和安庆间的华阳镇解放了。我听到这个消息，暗暗高兴。长江下游的交通既已中断，“江顺”“江安”“江泰”三轮就回不了上海，为人民所有了。
围绕着“江新”轮的斗争除上述三艘江轮外，我们还设法保存了“江渝”“江建”“江华”“江平”“江新”“江陵”六艘江轮，其中围绕着“江新”轮的斗争较为突出。
“江新”轮是一条很好的大江轮船，既不能托词修理，又不能无故停泊，怎样才能把它保存下来呢？只有从制造故障入手。我同几个相熟的船员谈了以后，他们都很赞成，就把轮船里的“转动地轴”拉开。地轴一失灵，船就不能行驶了。于是对外扬言，“江新”轮机器损坏，必须经过大修后，才能开往台湾。
到了 5月22日下午，淞沪警备总司令部突然派来一名军官，随带5个士兵，冲进我的办公室，用命令的口吻说：“我是陆科长，你马上派船员上船，将‘江新’轮开往台湾。”我和颜悦色地对他说：“不是不肯开，‘江新’轮机器损坏，开不动。”他说：“我已调查过了，并未损坏，接上地轴就可以开动。”我说：“倘若你们不信，我叫船务处的人来证明。”他说：“我不相信,你叫船务处负责人来，陪我们一起上船去查验。如果能开，就开出吴淞口；如果真的开不了，就在原地破坏。”
没有办法，我只得把船务处黄慕宗、马家骏两人召来，陪陆科长等6 人一起到“江新”轮上去。我办公室的窗口面临黄浦江，他们走后约两小时，我从窗口望出去，看见“江新”轮缓慢地从十六铺开来，驶到陆家嘴地带，又掉头返往十六铺。
过一小时，黄慕宗和马家骏都安全回来了。黄说：“我们上船后，恐怕被他们破坏沉没，就接上地轴，解缆开航。但将开航时，陆科长等人突然离开‘江新’轮，跳上了预先准备好的一艘小火轮，跟随在‘江新’轮后面航行。因为战争已经逼近黄浦江畔，轮船开到陆家嘴时，有***弹在驾驶台上飞过。我们感到很危险，就停止前进，而陆科长所坐的那艘小火轮却飞快地超过‘江新’轮，向吴淞口方向仓皇逃跑了。于是我们又开回了十六铺。”一场危机就这样顺利地过去了。
招商局原有一艘修理船和三艘三千吨的水上材料仓库船。4月间，徐学禹在上海时，修理船正在整修，他要求5月16日以前修理完毕，并拖带满载船用物料的水上仓库船一艘驶往台湾。5月12日，徐飞赴台湾时，又一再嘱咐我办好此事。
5月14日下午，修理船船长孙照熊到办公室对黄慕宗说：“修理船已修好，仓库船也已装载完毕，可以开往台湾了。”我赶紧插嘴对孙照熊说：“你们提前完成任务很好。你们辛苦了，让船员们回家休息，开船的事情，我们再通知你。”
徐学禹到台湾后，从5月14日至18日的几天内，一连发来三份电报，催促修理船和水上仓库船快快开出，我回电敷衍。最后，给他拍了一份假电报，说这两艘船已于5月19日开出，大约十天可到达台湾基隆港。其实，这些船都安稳地停泊在黄浦江内，一动也不动。
招商局在浦东原有修船厂一所，职工两百多人。按照徐学禹的疏散计划，准备搬到台湾，与台湾造船厂合并。怎样设法把它保存下来，使职工安心留在上海，是一个问题。3月间，我同领导该厂业务的船务处副处长辛一心和厂长陈绍焕商议办法，决定了下列几点：修船厂职工的4 月工资提前发放，并一次借给各人3个月工资；修船厂自4月起停工，将全部机器运往招商局中械码头仓库内储放；职工中愿意留在上海的，回家休息，不必上班。如果有人想去台湾，可向人事部门办理调职手续，先去台湾。
厂长陈绍焕把这三项办法公布以后，全体职工表示满意。于是我嘱咐船务处、财务处、人事部门分别照此办理。我又叮咛陈绍焕两点：挑选几个可靠的老工人搬到厂里去睡，好好看守财物，不许他们任意离开,也不许别人随便进厂；对于拆卸修船厂机器一事，要严守机密。万一有人问起，就说是搬到台湾去的。陈绍焕办得很妥善，中间没有发生什么麻烦。
5月25日，上海苏州河以南地区一解放，我们就通知回家休息的职工来厂上班，搬回机件，迅速复工。
兵工署原来储有5000吨铜元，是中央信托局交给该署作为制造军火用的。1949年3月，兵工署命令招商局业务处处长施迺徵调拨船只将其全部运往台湾。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装船。
我赶紧跑到十六铺码头，N3型轮已经装上了铜元1000吨，我立即下令停止装船。该轮载重量为2000吨，其短装的1000吨，改装其他一般商货去了台湾。我对仓库管理员说：“留下的4000吨铜元如何处理，我会告诉施处长的，你听候命令好了。”
关于运输铜元一事，自5月6日至12日的7天内，淞沪警备总司令部曾经向我催询过3次。第一次是汤恩伯叫我到总司令部去，由他亲自催问：“铜元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运往台湾？”我答：“正在调度船只，很快就可运出。”第二次是警备司令陈大庆亲自向我催促，我说：“三四天内即可装船启航。”5月10日夜，汤恩伯在总司令部内当面对我厉声叱责：“4000吨铜元限你在5月12日以前全部装船运出。船只启航后，你要打电话向我报告，我还要派人前往查看，不得有误。”我唯唯称是，表示一定办到。
在回家途中，我边走边想，看来铜元不能不运了，但装上大轮，势必要运去台湾。如装上出海铁驳，就可以停泊在吴淞口外的高桥洋面，等待解放。主意既定，我就于第二天一早把自己的设想告诉了史济威，他认为可行，于是照此办理妥当。
到了下午4时，我估计拖轮、铁驳已经驶出吴淞口外,便打电话给陈大庆说：“请你向汤总司令报告，4000吨铜元已全部装运出去了。”上海一解放，史济威就把这4000吨铜元从吴淞口外的抛泊处拖运回来。遵照解放军总代表于眉的意见，在黄浦江码头把铜元全数交中国人民银行入库。
徐学禹升任招商局董事长后，经常来往于上海、台湾与香港之间。1949年4月，他由香港飞来上海，指出招商局的重点要从上海搬至台湾，原台湾招商分局改为招商局总局，并叫我赴台湾去任职。我表示要暂时留在上海，台湾招商局总经理一职建议由韦焕章代理，徐勉强同意了我的要求。
5月20日，徐学禹从台湾招商局电台给汤恩伯拍来一份电报，要他把我从上海弄去台湾。这份电报是由上海招商局电台收转的，主任秘书陈仲瑜把电报拿给我看，我看了以后，立即把电报塞进口袋，对他说：“不必转去了，也不要告诉别人。”
5月24日，又发生了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企图逮捕我的事情。当天上午，有个中年人在我的办公室窗口探头探脑地向里张望，我有点认识他，是招商局警务室的人，便大声说：“你们不是已经到台湾去了么？”他回答说：“我马上就要走了。”对他鬼鬼祟祟的行动，我产生了怀疑，就离开招商局，到南京路上去闲逛，在马赛饭店吃了中饭。
中午12时左右，警察局的“飞行堡垒”开到了招商局，因为我不在，没有被抓到。5月24日夜间9时多，马路上***声密集，解放军已开始进入市区，我心中极为兴奋，在沙发上坐了一夜。26日上午，我到招商局去上班，黄慕宗陪同船务处职员、中共地下党员朱谷人来找我说：“朱谷人代表来查封局里的银箱和档案橱，听候军事代表前来接管。”我同朱谷人到各处室加贴封条。27日，上海全部解放。人民解放军派于眉和邓寅冬同志为正副军事总代表，于6月5日前来接管招商局，我一一作了移交，其中包括美金二十万元。党信任我，叫我留在招商局任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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