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能给长三角带来什么
本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本月内，长三角峰会将在安徽芜湖举行。作为东道主的安徽，在长三角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公元1862年（清同治元年）春夏之交，上海。这座自鸦片战争后开埠已二十年的繁华都市，此刻正笼罩在一片惶惶不安的气氛中。
过去两年里，太平天国政权集中用兵于长三角地区。苏州、杭州、常州、宁波等江浙重镇一一被攻取。至1862年初，太平军兵锋直指淞沪，上海已成孤岛。沪上商贾及逃亡至此的江浙士绅，惶惶然如丧家之犬。
就在此时，几艘英国商船从当时的安徽首府安庆出发，沿长江顺流而下，停靠在上海外滩十六铺码头。从船舱内走出的，是数千名衣衫简陋、满口江淮土话、浑身散发着难闻气味的兵勇。
这就是李鸿章刚组建的淮军——上海官商花了巨资搬来的救兵。面对这支此前从未经历过战阵、看上去形似一群乞丐的军队，上海官商不禁满腹狐疑、大失所望，对身家性命的忧虑反而更加深重。
淮军主帅、身高一米八的李鸿章倒是满不在乎。大块头有大心脏。李鸿章放出话来，“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接下来，淮军在虹桥、北新泾、四江口与太平军连续恶战三场，终于稳住局势，成功守住上海这个膏腴之地。淮军在上海一战成名，不仅令当地官商士绅刮目相看，更逐渐成为晚清军事革新先锋和国防支柱。
作为脱胎于地方团练的武装力量，淮军主帅是安徽人，带兵官是安徽人，兵卒也都是江淮子弟。这大概是近现代史上，安徽人在上海这个长三角龙头城市的第一次集体亮相。
土里土气、穷酸落后的表象下，蕴藏着出乎意料的力量，时或有领风潮之举——这次亮相的过程如戏剧般反转，十足呈现了安徽在长三角中的形象与角色，其象征意义在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仍耐人寻味。
一百五十六年后，2018年11月5日，上海国家会展中心。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这里开幕。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在政要云集的开幕式上，一条重磅消息由最高领导人亲自发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这是继粤港澳大湾区之后，又一个备受瞩目的重大布局。长三角面积占全国不到1/26、常住人口占全国约1/6、经济总量占全国约1/4，与珠三角堪称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双璧”。这一战略决策的着眼，是要构筑全球资源配置的亚太门户、打造支撑中国国家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安徽是这一国家战略的重要部分。自2009年起，安徽作为正式成员参加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长三角地区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2014年9月，国务院在有关文件中明确安徽为长三角重要组成部分，合肥为长三角城市群副中心。这意味着安徽作为长三角成员得到国家层面的正式确认。
作为后发地区，安徽在长三角中的角色显然有点尬。算经济总量，安徽是江苏的1/3、浙江的1/2多点，也赶不上两千多万人口的上海。算人均，安徽不及江浙沪的一半。无论是规模还是发展阶段，安徽都不能望江浙沪之项背。
一个半世纪前，淮军刚刚登陆上海时，所遭遇的狐疑目光，在安徽闯入长三角的这一刻，仍然是如此令人熟悉。在知乎、贴吧以及一些地方论坛上，有关长三角的话题下，画风往往是“长三角为什么要带安徽玩”。类似“白完进长三角，整个长三角掉了几个档次”的话语，并不鲜见。甚至于百度搜索“包邮区”，系统自动关联的问题也是“包邮怎么多了安徽”“凭什么安徽包邮”。忙碌的淘宝卖家们大概没有功夫，来回答自己为什么要将安徽与江浙沪并列为包邮区。
是啊，安徽凭什么包邮，凭什么进入长三角？一个相对落后的省份，能给长三角带来什么？
在漫长的岁月里，安徽一直是长三角的一道屏障。从北方南下、或从西方东进富庶的江南，都需要经过安徽，无论是军队、难民还是洪水。
2007年夏天，淮河流域遭遇大面积罕见暴雨，豫皖苏三省大片地区被洪水淹没。让人始料未及的是，洪水还造成了“次生灾害”，让央视主播海霞差点被口水淹没。
安徽是淮河抗洪的主战场。当年7月10日中午，“千里淮河第一闸”、位于安徽阜南县的淮河王家坝闸紧急开闸分洪。所谓“分洪”，是有选择地让洪水进入蓄洪区，以减轻下游防洪压力。与王家坝闸相连的蒙洼蓄洪区，有15万居民、18万亩耕地。闸门一开，浊浪滔天，家园顿成泽国，此前的辛苦经营顷刻间化为乌有。这是蒙洼人舍小家为大家的无奈与可贵。
央视直播了那次分洪。现场连线时，面对全国观众，央视前方记者不可思议地说，家园即将被淹的蒙洼群众“感觉有点儿像过年一样，都到这儿来看一下放闸的情况”。海霞接过话头：“老百姓像过年似地看开闸放水情况，他们心情有一个巨大变化，是这样吗？”
虽说这种把灾难当成喜事来报道的方式，观众们见得多了，但此时已是互联网时代。网络上很快充满对海霞的声讨，安徽网友尤其忿忿不平：“眼睁睁看着家园被毁，你说我们像过年一样高兴？”
就在海霞直播事故三天后，一架飞机冲破厚厚的积雨云，降落在阜阳机场。“我上次来这里是四年前，也是因为淮河洪灾。”从飞机里走出的是总理。第四次来到蒙洼的，冒雨看望了作出巨大牺牲的蓄洪区群众。蒙洼分洪对于包括下游江苏在内的整个淮河流域抗洪全局，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蒙洼以外，安徽曾经有过更多的分洪选择。1954年，淮河也发生过一次全流域性特大洪水。位于皖苏两省交界处的洪泽湖，成为安徽泄洪的选择。但江苏担心洪泽湖堤防能力有限，力主在当时属于安徽的盱眙县境内蓄洪。后来，中央决定将洪泽湖上游的盱眙、泗洪两县由安徽划归江苏。作为交换，江苏徐州的萧县、砀山两县划归安徽。
淮河素以难治著称，当洪灾来临时，地处下游的江苏，尤其需要上游安徽的配合。四县对换，洪泽湖全域纳入江苏，便利了江苏治淮防洪。对于安徽的吃货们来说，尽管收获了砀山酥梨，却失去了盱眙小龙虾，其间得失，怕是难以分辨。
吃货的账大概永远也算不清楚了。然而在现代国家治理中，账算得清楚不清楚，是衡量治理能力的关键指标。反腐网红剧《人民的名义》中，高育良书记和渔家女高小凤共同研读的史学名著《万历十五年》，就一再强调“数目字管理”的重要性。在长江、淮河以外另一条重要水系新安江的治理上，安徽就与浙江把账算得很清楚。
“源头活水出新安，百转千回下钱塘。”发源于皖南休宁县的新安江，在奇山秀岭间蜿蜒数百公里，注入浙江淳安县境内的千岛湖。自千岛湖东出后，汇入钱塘江，最终在杭州湾奔流入海。杭州饮用水主要依赖钱塘江，近年又开建千岛湖配水工程。无论是取钱塘江水还是千岛湖水，都需要上游新安江水质优良。新安江畔的皖南人民，时常玩笑戏谑：“浙江佬喝的都是我们的洗脚水。”
深究起来，不只是浙江佬喝了皖南人民的洗脚水。“不生产水，只做大自然的搬运工”的农夫山泉，也以千岛湖为取水基地。托农夫山泉的福，全国人民都喝上了原汁原味的皖南人民洗脚水。
新安江的水好不好，对浙江的影响可能更过于安徽。为保护新安江水质，2012年，在国家推动下，皖浙两省开始实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
这一试点有个通俗称呼，叫“亿元对赌”。浙江和安徽每年各掏1亿元。如果皖浙交界处的新安江水质达标，则2亿元归安徽；不达标，则归浙江。如今，对赌已进行到第八个年头，“赌资”也从当初的各1亿元提高到2亿元。八年来，新安江水质年年达标，是全国最清澈的河流之一。农夫山泉大可继续放心地做“大自然的搬运工”，浙江和全国人民也不必担心千岛湖水真的有来自皖南的脚汗味。
虽然每年从水质对赌中赢了一两个“小目标”，但安徽省及黄山市付出巨大。为保护水质，安徽调整了黄山市政绩考核指标，不惜降低GDP权重，提高生态保护要求。黄山市拆除了新安江干支流的所有养鱼网箱，祖祖辈辈“靠水吃水”的渔民，不得不寻找新的生计。数百家畜禽养殖场被关闭拆迁，大量工业企业被淘汰、升级或整体搬迁。
皖水东流，岂止新安江。从滁州流到南京入江的滁河，就是另一条。先富起来的江浙既不差钱，也不缺乏商业头脑。花点钱坐享一江好水，这买卖当然划算。目前，江苏正与安徽协商，将新安江水质对赌模式复制到滁河流域。
对于滁河流域水质对赌，滁州市一位负责人表示，“这个钱不好拿”。的确，安徽固然能从水质对赌中获得一定补偿，但更多是在完成国家赋予的生态保护政治任务。在一次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座谈会上，浙江方面诚恳表示，“安徽及黄山市为此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为有牺牲多壮志，护得碧水东流去。地处上游的安徽，用巨大的付出，为长三角筑起了一道牢固的生态屏障。
2017年夏天，一位生于1876年、此前并不算知名的美国工程师威利斯？开利，突然在中国的互联网世界走红。无数人在朋友圈中转发这位头发鬈曲、目光深邃的工程师照片，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威利斯？开利是空调的发明者。在2017年夏季那场史无前例的极端高温天气中，中国网友展现了欢乐可爱的******本性。有人在被阳光烤的发烫的车屁股上点烟，有人在柏油马路上煎蛋，还有人在西瓜皮中泡方便面。最令长三角地区人民扎心的，还是这样一句调侃：“江浙沪的朋友们，几个月前你们苦苦要求的集中供暖，终于实现了！”
那一年的夏天有多热？7月21日，上海徐家汇气象站测得40.9℃的高温。这是自1873年上海有气象记录以来的145年中最热的一天。而连续十几天气温超过酷暑日标准，也是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长的一次，据说连在上海工作学习的非洲兄弟们都要逃离魔都、回家避暑了。
高温之下，对空调发明者的感恩或许只是玩笑话，但空调的销量可不是开玩笑的。据后来的统计，那一年空调市场零售量和零售额的增幅，分别达到了令人瞠目的29.4%和35.4%，空调厂商和销售商全都乐开了花。
热浪中，大家都要靠空调来续命，供电系统负荷大增。史上最热的7月21日，上海全市用电负荷达3185.6万千瓦，创下历史新高。然而一山更比一山高，随后5天内，上海电网负荷又连续刷新纪录，最终定格于3268.2万千瓦。
由于环保等因素的制约，上海本地电力供应能力受限。2017年，上海电力控股公司装机容量刚刚突破1000万千瓦。即便算上其他本地发电机组，在那年夏天的峰值供电中，上海一半的用电负荷，都依赖外来电。
从外地向上海输电的通道，主要是三条：2010年投运的四川(向家坝)—上海特高压输电线年投运的皖电东送淮南—上海特高压输电线年投运的淮南—南京—上海特高压输电线路。后两条特高压线路的起点，都是安徽淮南。
淮南是一座因煤而生、因煤而兴的城市。皖北地下的千里煤海，使安徽成为华东地区煤炭资源最丰富的省份，淮南煤田则是全国五大煤田之一。经济领跑全国的江浙沪，对能源的需求同样领跑全国。坐拥煤海的安徽，理所当然地成为华东能源基地，向江浙沪源源不断地输送着煤电。
有一组数字颇令淮南人引以为豪壮：长三角每用4吨煤，就有1吨来自淮南；上海每用6度电，就有1度来自淮南。皖电东送，送去的不只是能源，还有更清新的空气。以2013年投运的皖电东送淮南—上海特高压输电线路为例，该线路满负荷运转足以满足当时上海三分之一的用电需求。与就地建设火力发电厂相比，每年可减少上海地区二氧化碳排放2100万吨、二氧化硫5万吨、氮氧化物5.6万吨。
对整个安徽而言，2018年共向江浙沪输出清洁电量710.6亿千瓦时，而三峡电站2018年发电量才首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也就是说，安徽向江浙沪输送了大半个三峡的电力。
你恰好需要，我恰好拥有。安徽能源之于江浙沪，是令双方共同受益的天作之合。
安徽的新安晚报和上海的青年报，20多年前曾经打过一场影响颇大的口水仗，连江苏的服务导报和河南的大河报也加入了战局。
那是1996年7月，青年报刊登了一篇文章《穿劣质拖鞋满街跑的女人》。文章以一种“文明人”的优越感，对上海一些外来户“落伍”“粗糙”的打扮冷嘲热讽：“她们成了穿着拖鞋满世界乱窜的女人们……经过分析，我们发现她们都来自于异乡，有出生于江苏高邮，有成长于安徽合肥……”“我们读到的只能是两个字：巴子……”
“巴子”就是上海话“乡巴佬”。对于如此******裸的地域歧视，创刊三年多的新安晚报当然不会放过这个舆论爆点，迅速组织大张旗鼓地反击，顺带使自己的发行量上了一个台阶。
在那个农民工还被称为“盲流”的时代，民工大省安徽和河南，牢牢占据着地域鄙视链的最底端。安徽有上千万人在外务工。仅一个阜阳市，就有约300万外出务工人员，其中四分之三分布在江浙沪一带，在建筑工地、工厂流水线、餐饮等服务场所，从事着辛苦而收入微薄的工作。
对于安徽民工，江浙沪是一片既充满工作机会、又令人饱尝酸甜苦辣的地方。彼时的江浙，尚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展阶段。正是来自安徽等地、勤劳坚韧的外来务工者，支撑起江浙遍地的服装厂、皮具厂、箱包厂，在很难说得上是公平的薪资条件下，使这些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基于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成为长三角地区完成原始积累的铺路石。而当“江南最大的皮革厂倒闭了，老板黄鹤欠下3.5个亿，带着小姨子跑路”时，受害最深的无疑也是这些铺路石。
如果有的选，大概没有人会永远甘当铺路石。对那些头脑精明、雄心勃勃的安徽人来说，江浙沪提供了搅动风云的更大舞台。今年以来杭州新增的10家上市公司中，有两家创始人来自安徽。其中，5月7日在港交所挂牌的杭州兑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陈晓亮，安庆怀宁人。这位自主创业、年仅27岁的“90后”，以超过30亿港元的身价，成为杭州“90后”创业者的首富。
陈晓亮有很多前辈。在紧邻怀宁县的桐城县，今年1月，从公众视野中已经消失了四年的雨润集团创始人祝义才，终于回到了老家。文风鼎盛的桐城人，经商赚钱也毫不含糊。祝义才于1990年代初赴南京投资时，还只是个“小老板”，但此后一路扶摇直上，打造了中国最大的肉制品生产企业，于2003年、2004年蝉联江苏首富。
与滁州天长人张近东相比，祝义才对富豪榜的统治力显然要逊色不少。一手打造苏宁商业帝国、被官方表彰为“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的张近东，从2007年到2013年，曾连续七年在江苏富豪榜上“霸占”第一。
安徽有着深厚的商业传统，这传统与江浙密不可分。史上最有名的徽商胡雪岩，是在浙江、上海发家。1762年，乾隆第三次下江南时，曾在扬州为16位盐商加官晋爵，其中竟有14位来自徽州府。尽管徽商的统治早已是过眼云烟，但40年来，仍有数量庞大的皖籍商人活跃在江浙沪商界。“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在追逐个人财富的道路上，他们也为商业模式的革新和江浙沪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长三角内的互动中，安徽并非总是单向输送能源、劳动力和人才资源。至少，浙江的“最强大脑”就是在安徽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中科院院士、量子物理学家潘建伟是浙江东阳人。本科就读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留学后又回到中科大任教的潘建伟，41岁成为当年增选的最年轻中科院院士，45岁作为项目负责人刷新中国自然科学领域最高奖最年轻获奖者记录。
潘建伟所从事的量子科学研究，近年来成为一门“显学”。似乎是一夜之间，量子香皂、量子鞋垫、量子茶杯、量子贴膜、量子治疗仪都冒了出来。连潘建伟的姨妈也拿着买来的量子挂坠对外甥说，“建伟你研究的这个量子防癌啊”。以至于潘院士不得不在全国两会接受媒体采访时郑重辟谣，“根本没有这回事”。
与商家对“量子”概念虚头巴脑的炒作不同，中国近年来在量子科学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是实打实的，而这些成果大都与安徽有关。2017年科技部发布的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量子科学独占其三。量子科学的重镇、潘建伟任院长的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便坐落于合肥高新区。
作为上海张江之后、北京怀柔之前获批的第二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肥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实力，远非量子科学所能概括。已经投入运行的同步辐射、全超导托卡马克、稳态强磁场等大科学装置，在建的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未来网络实验设施（合肥分中心）和高精度地基授时系统（合肥一级核心站）等大科学装置，吸引着世界各地优秀科学家，成为前沿科技成果的诞生地和解决“大科学问题”的摇篮。
科技部发布、完全由外籍人士参与评选的“魅力中国—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榜单上，合肥最近两年均位列上海、北京之后居于第三，超过杭州、深圳等一线准一线城市。这从侧面印证了合肥作为科技之城的实力和吸引力。
尽管科研实力超群，但合肥一度受制于产业基础薄弱。中国第一台微型计算机、第一台窗式空调、世界第一台DVD均诞生于合肥，却并未使合肥在相关产业上取得突破。
“豪赌”京东方，预示着合肥告别科研一枝独秀、产业黯然失色的窘境。10多年前，新型显示产业巨头京东方落户合肥时，合肥在年度可用财力只有100多亿元的情况下，为京东方提供90亿元资金支持。随后十余年里，伴随京东方而来的，是包括世界500强康宁在内的产业链上下游70多家企业。合肥就此成为全国最大的新型显示产业基地之一，“无中生有”打造出一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无中生有”的，还有关乎“芯片之痛”的集成电路产业。直到2012年，合肥集成电路产业还几乎是空白。然而此后却一路突飞猛进，投资过百亿的合肥晶合、过千亿的合肥长鑫纷至沓来，合肥集成电路产业产值复合增长率全国第一，初步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位列全国九大集成电路集聚发展基地，成为长三角地区集成电路产业的重要增长极。
在人工智能领域，科大讯飞智能语音与BAT三巨头一起，入列首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四大开放创新平台，合肥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产值接近全国的10%。在智能家电、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产业上，合肥同样表现出色。
一线的科研实力，二线且仍在快速壮大的产业实力。过去十年里，经济总量连续超越8个省会的合肥，成为中国城市排行榜中异军突起的颠覆者。对于志在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长三角，合肥是一块重要拼图和加分项。作为长三角副中心，合肥与沪宁杭在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领域的协同合作，有着广阔的现实基础和巨大的想象空间。
来自淮南的电力，点亮了外滩的璀璨夜景。来自新安的碧水，滋润了钱塘的秀美春色。来自皖北的民工，筑起经济奇迹的坚硬基石。来自皖南的商贾，携来搅动风云的生猛活力。
作为华东腹地，安徽的智力、劳动力和能源等资源，为江浙沪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竭的支撑。这是安徽对于长三角的重要意义。
在长三角区域内，安徽并不只是一个生产要素供应者，并不只是被动接受先发地区的要素配置。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赋能，产业转移的浪潮，结构升级的时势，无不强化了安徽主动塑造自身发展的能力，托举着她的加速崛起。
先发者有先发者的长处，后发者有后发者的优势。安徽与江浙沪在科技上的优势互补、在产业上的共生共荣，将加快推动长三角向世界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跃升，使整个区域共同受益。
今天（15日）上午，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人工智能产业联盟成立大会在松江举行。本次大会旨在推动九城市人工智能产业健康发展、资源共享、聚合创新，加快G60科创走廊人工智能产业体系建设，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应用创新和产业化，实现人工智能产业生态的良好发展。
首届“长三角专业舞蹈展演”亮相上海之春舞台,“长三角专业舞蹈展演”中，江苏的群舞《不息》、双人舞《与妻书》，浙江的群舞《红船》、双人舞《一线之间》等，从不同角度再现了不可忘却的红色记忆。“70华诞——长三角优秀舞剧片段集萃”则精选新中国成立以来优秀的舞剧片段，节目包括《小刀会》《南国红豆》《闪闪的红星》《烽烟桃花飞》等优秀舞剧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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