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政府引导基金快速发展，各地积极探索，涌现出许多带有地方特色的运营模式。其中，安徽合肥的做法是一个亮点。合肥政府出巨资建立基金平台，先后投资京东方，押注半导体，接盘科大讯飞，引入蔚来、大众，投资维信诺等，几乎“投什么赚什么”，人们将合肥市政府称为“最牛风投机构”。在投资界，这种以政府基金为主导、以产业招商为先导的新投资方式，被称为“合肥模式”。

　　合肥模式的出现，引起了社会的广泛热议和关注。但人们认知不要停留在一般的现象级描述上，更多应切入合肥实践的前后关联及内在逻辑，准确把握其对政府引导基金发展可能产生的行为导向和社会影响。

　　合肥在政府投资方式上的尝试，是一种创新，这令合肥发生了很大变化，取得了一连串亮眼成效。

　　一是实现了较高的投资回报和资产效益。通常，以政府出面的投资，大多很难取得即期效益，能不亏就不错了。合肥创新了在招商方面的传统做法，政府充当风险投资人，直接投资那些对当地有战略价值的产业，由此吸引和带动更多项目落地。这种“资本招商“或“基金招商”的方式，所获收益不仅仅是以往的就业和税收。同时，政府作为股东，还能直接项目成功带来的分配红利，这大大提高了政府财力和对项目再投资的回转能力。

　　2007年，合肥拿出当时占三分之一的财力砸面板产业，投资京东方，结果赚了100多亿元；2011年，又拿出100多亿元砸半导体产业，投了长鑫/兆易创新，上市浮盈超过1000亿元；投资京东方6 代线 代线，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实现资本退出，收益近200亿元。接着投资安世半导体、闻泰科技，收益及浮盈近1000亿元；2019年，再拿100亿投资蔚来汽车，已获得千亿元的账面回报。这种投资效率，即便在成熟的私募投资市场上，也是鲜有所见的。

　　从省里看，具有代表性的安徽省投资集团，其管理的产业投资基金规模近1000亿元。这几年，累计投资新兴产业项目458个，投资额225亿元。目前，被投企业已上市的有34家，IPO排队的15家，上市辅导的还有30家。这种投资绩效，在全国省级投资平台中也是居领先地位。

　　二是培植了一批高科技产业和科创企业。2020年，合肥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加值分别增长18.8%、16.7%，创近五年新高。吸纳输出的技术合同交易额572.13亿元，同比增长20.5%，稳定实现产业创新成果“进”大于“出”。

　　在投资京东方6代线后，合肥连续获得京东方8.5代线代线的投资。目前，京东方在合肥投资已超过1000亿元，2万多名员工，年产值400多亿元，推动合肥成世界上最大显示屏基地之一。合肥招进京东方、维信诺等一批龙头企业，带动70多家配套企业纷纷入驻，形成了从原材料到核心器件再到终端应用的显示产业集群。

　　合肥引入新能源汽车后，蔚来、大众、国轩等抱团式扎根涌入。在此基础上，合肥又相继投资50多个项目，新能源汽车总投资超过500亿，成功聚集了产业链企业120余家。现在的合肥，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整车、关键零部件、应用及相关配套企业全都有了，全省新能源汽车销量占到全国12%以上。

　　目前，合肥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全市规上工业比重达51.6%。新型显示器件、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入选首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入选数量居全国城市第四、省会城市第二，新型显示器件整体规模居国内第一。

　　三是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和投资环境改善。投资撬动产业，产业振兴经济。2020年，合肥实现GDP超过10000亿元，全国排名从97位升至20位，20年时间GDP增长了近30倍，首次入围新一线城市榜单。全省上市公司总数133家，居中部第一、全国第九位；科创板上市公司11家，居中部第一、全国第七位；省区域性股权市场挂牌企业7598家，居全国第一。

　　今年，安徽全省继续保持良好势头。上半年，安徽GDP以20576.5亿元的总值，位列全国前十。同期，合肥GDP增长13.6%，位列省会城市第四；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9.5%，居全国第二。

　　合肥政府在资本市场上长袖善舞，用有限资源以小博大，精彩纷呈，其成功并非一种偶然，而是得益于合肥自身所创造的条件。除其独特的城市科技环境一时难以复制外，合肥在其他一些通识领域所进行的积极探索，还是有许多借鉴和启发意义的。

　　合肥决策者属于“胆大”的，敢于“接盘”，不惧风险。所投的一些项目，开始几乎都是“走投无路”的困境企业，但合肥敢于接纳。并且，一出手都是下大注。

　　1999年，投资科大讯飞帮其渡过难关。当年，科大学生出资300万元创立硅谷天音，在弹尽粮绝之际，安徽信托、美菱集团和合肥永信三家国企分别拿出1020万元各占17%股权，与硅谷天音的老股东一起成立讯飞有限，最终解了燃眉之急。

　　2008年，出手引进当时亏损超10亿元的京东方，建起第6代TFT-LCD液晶面板线亿元资金全由政府托底。当年，合肥的财政收入总共只有300亿元。为此，合肥甚至停掉了地铁项目。

　　2013年，华米科技的前身华恒电子陷入困境，合肥由市高新建投集团旗下的高新信用担保公司出面，及时提供所需资金的担保。

　　2019年，在蔚来巨亏112.9亿、李斌向18个城市求援未果的情况下，合肥建投联手三级国资平台接盘投资70亿元，引来蔚来总部落户合肥。

　　一些原本深陷困境、举步维艰的企业，在合肥模式的催化下都实现了崛起。这里，合肥拼的不是财力，而是主政者敢于担当的魄力。这种魄力，不只是一种敢干的“勇气”，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善抓机遇的意识以及在产业布局、价值发现和金融创新上的睿智能力。

　　合肥当地的特色产业有两个：家电和汽车。合肥家电拥有美菱、荣事达等地方品牌，后来陆续引进了美的、格力、海尔、TCL等十几家国内外知名品牌。正是在发展家电中，合肥发现了痛点机会：冰箱、洗衣机和空调等家电比较好做，产业配套能达到60-70%；而电视上下游配套只能做到30%，其主要障碍在液晶显示屏生产。因为，中国企业还不掌握这样的核心技术，全国九成以上的液晶屏都要从境外进口。

　　当时，国内最有潜力的液晶屏制造商是京东方，正在计划建设第六代生产线亿元的巨额投资。京东方因为第四、第五代线的研发出现企业亏损，自身拿不出太多的钱，想找地方合作，这样的机会正好契合了合肥的产业诉求。日后证明，京东方六代线在合肥的生产，赢得了当地一大片家电尤其是电视机产业的应用前景。由此，合肥的家电产业迅速扩大，规模突破1000亿元，超过青岛、顺德，成为全国最大的家电生产基地。

　　由面板自然连接到半导体。显示产业的异军突起，凸显了我国“有屏无芯”的矛盾。当合肥做成最大家电产业基地时，中国家电行业也在向智能家电和数码电子方向发展。顺应这一趋势，合肥在引进京东方后，就立刻着手布局芯片产业，通过家电行业对芯片需求刺激，催生芯片产业的发展。

　　半导体产业和当年面板产业相类似，都十分依赖进口，一直被美韩企业卡脖子。2017年，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成立三年后，合肥抓住时机果断出手，与兆易创新成立合资公司——“合肥长鑫”，合肥市出资75%，兆易出资25%，专攻DRAM内存芯片的研发生产。像当年对京东方那样的支持，合肥政府给钱给地，使得合肥长鑫迅速建立起价值百亿元的生产线，并出资购买了关键专利。现在的合肥半导体产业已达到1000亿元的销售规模。

　　合肥投资新能源车，同样也不是闭着眼******的。合肥以及安徽有江淮汽车、奇瑞汽车，投资蔚来，可以深化与这些本地汽车企业的合作。从2017年开始，江淮汽车就已建立江淮蔚来合肥工厂，为蔚来代工。双方本来就在制造工艺，供应链和生产管理上有着密切合作。更重要的是，五年前江淮不惜投资23亿元，为当时尚未获得生产资质的蔚来，打造高端纯电动乘用车智能工厂。如果蔚来倒了，合肥就将失去一个引进造车新势力的机会，江淮的钱也就白投了。

　　合肥以产业为靶向、资本为手段的“招商投资”模式，其绝招是寻找真正有技术和市场潜力的项目苗子，然后下重金去扶持。用好这一方式，要看政府投资团队的市场化、专业化水平。合肥投资的操刀主体主要是政府旗下的三大投资平台：合肥产投、合肥建设和合肥兴泰。这些平台团队很专业的市场运作，有效保证了投资的成功。

　　1）专业化的关键：方向把握。投资的关键是“选准赛道，投中企业”。合肥政府团队的专业水平，首先体现在能够准确把握产业发展方向和国家政策导向。根据这两个“向”，合肥锚定了一批适合当地发展的未来产业，并在每一个对应的产业领域，几乎都招到了优势企业或精英公司：芯片有长鑫，推出国产第一代10nm级8Gb DDR4存储芯片，三年时间成为行业巨头；新型显示有京东方、维信诺，京东方市值已突破2000亿；智能电动汽车有蔚来、人工智能有科大讯飞；集成电路有封测企业通富微电子、智能芯片先行者寒武纪、台湾晶圆代工企业力晶科技、世界级IDM和模拟电路半导体公司安世半导体等一大批领军企业及相关配套企业。

　　2）专业化的手段：科学赋能。一方面，团队让自己“火眼金星”，成为专家。合肥常年派出二三百余支专业招商小分队，为了强化招商能力，每年谋划不少于100个重大招商靶向型项目，招商人员每年有200多天在全国各地寻找值得投资的项目。政府对招商团队，实行常态化产业招商培训，让队伍每个人都成为专家。

　　另一方面，团队让自己“手臂延长”，用好专家。术业有专攻，包括专业机构、专业顾问，政府做政府该做的事，其他的事留给市场、留给专业人士。如法务、财务等，找专业机构对意投企业进行全方位尽调。同时，聘请110位企业家作为招商顾问，帮助招商队伍理解产业，研透趋势，俨然是把招商引资做成具有技术含量的专业投行。引进了20多所大学的教授学者，鼓励建言献策，政府把对策变决策、文章变文件，实打实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了专业眼光、专业研判，才有敢大胆出手的魄力。

　　3）专业化的操作：匠心做事。专业化都是干出来的。只有“专注”，才能“专业”。在合肥，政府每谈一个项目，都要对全过程每一细节仔细考量。在市委市政府的有些部门，一些工作人员桌上会摆放着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我做到极致了吗？”这可能就是合肥人办事的精神。在投资蔚来时，李斌身边所有汽车界朋友几乎都收到了合肥来的各种咨询，基本把蔚来及李斌本人调查个底朝天。合肥是用非常细致的工作去验证一项投资的合理性，这样的专业性让业界折服。用合肥自己的话来说，合肥拼的不是“手气”，而是“手艺”。

　　1）创新环境。在合肥，中科大等一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影响支持，就像在硅谷斯坦福对创新及投资影响的存在。当今合肥，拥有对中国创新未来绝对影响的成就：一是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的“人造太阳“装置；二是中国科技大学的”量子计算“。在合肥高新区的“量子大道”上，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首条量子保密通信网络“京沪干线”，以及首台光量子计算机先后诞生。合肥正利用这一优势，打造“量子计算+大数据+各领域应用”双创平台，目标是推动量子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建成全球“量子中心”。

　　目前，发源于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和中国科技大学的创新企业已有数百家，包括科大讯飞、科大国创、科大立安、华米科技、本源量子、国仪量子等。其中，不乏有上市公司和行业龙头，典型的像科大讯飞，成为亚洲最大智能语音公司。此外，合肥还有一个更大的资源支撑，即人才。那几年，中科大毕业的学生，有1/3都投身到合肥的发展中，直接支持了芯片等产业的崛起。实际上，合肥最成功的一次投资不是京东方，也不是长鑫、蔚来，而是中科大。

　　2）营商环境。最重要的营商环境是政府领导环境。多年来，合肥市党政机构服务经济的一个可贵之处在于，真正做到“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新官始终理旧账，没有因为人事变动影响对企业政策的变化。许多企业与政府合作，最担心的就是班底一换、推倒重来。合肥一直奉行“结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永做好朋友“。正是这种尽责守信的氛围环境，让如今合肥成为商家投资热土。

　　行政效率是地方营商环境的重要标识。合肥是“全国十大经商成本最低城市”，创造出许多看似不可能的效能记录：如一家国内顶尖电子企业在合肥投资，从项目签约到开工只花了11天；仅半月时间，就将一块1000亩的生地变成熟地，供应给一家太阳能龙头企业。

　　从合肥投资成功的产业看，基本都是新兴高科技产业。做好这些事情，一般都需要有多年的发展基础和工作积淀。尤其是直接做顶端的，开始冲一下可以，接下来一定会有一个补短板的过程。合肥政府已经意识到，为使脚下路走得更稳、更远，当务之急是要对现有工作进行系统布局，对可能存在的一些补漏环节进行打磨和完善。

　　合肥政府投资是围绕产业生态来做的，先是寻找合适的潜力项目，然后重金投资有望成为巨头的企业，或已经是巨头的企业，依此引来更多项目，最终形成一个个大的产业集群。所以，当合肥在成功引进几个重大项目之后，下一步的重点是要在“产业链”上做文章。合肥要的不是“移栽一棵大树”，而是“崛起一片森林”。

　　引进蔚来汽车落户，合肥联合省里接着引进大众新能源汽车项目，投入200亿元建设研发和一期制造基地；开建新安徽佳通工业园，吸引投资70多亿，建设乘用子午线轮胎新工厂、商用轮胎新工厂；引进康宁汽车内饰玻璃二期，增加投资1.35亿美元。围绕新能源车，合肥拉来一整条智能汽车产业链。目前，合肥已集聚了蔚来、江淮、安凯、大众、长安、奇瑞（巢湖）、国轩高科、华霆动力、巨一动力等一批龙头企业，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站到了领先位置。

　　显示屏产业也是，京东方旗下的TFT-LCD六代线落户合肥，吸引了基板玻璃、偏光片、模组等企业入驻，形成了从沙子到整机的新型显示面板全产业链。

　　目前，合肥正致力于构建城市八大产业链条：即“芯屏器合”（“芯”指芯片产业，“屏”指平板显示产业，“器”指装备制造及工业机器人产业，“合”指人工智能和制造业融合）、“集终生智”（“集”指集成电路，“终”指智能家居、汽车等消费终端产品，“生”即生物医药，“智”指与工信部共建的“中国声谷”以及以科大讯飞、华米科技等为代表的智能语音及人工智能产业）。以此，形成合肥城市的“产业地标”。

　　为了深耕产业链，合肥建立起相应的责任制，创新建立重点产业链的“链长制”，由市领导分别担任各产业链的“链长“，推动产业强链、补链、延链。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10年前还寂寂无名的中部省会，正在变身为全国新兴产业链最为齐全的城市。

　　价值链的做法有两条：一是做强源头。一般讲，做产业链的思路方式，比较容易也来得快的，大多都往产业后端、成熟端方向跑。若仅仅这样做，不足以反映一个地方的韬略远见，最终也难以形成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产业链的背后是价值链，重要的是从产业链抓住价值链。

　　近来，合肥加快对源头创新的一系列部署，如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科学装置集中区，加强前瞻性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已有磁约束核聚变、铁基超导、类脑科学、生命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等一批世界领先水平的原创成果竞相涌现。2020年9月，《自然》杂志发布“自然指数—科研城市2020”排名，合肥跻身20强，评语是：“非一线城市，有着一流的科研”。合肥在创新发展上，有着“下好先手棋”的眼光和“用心培土、静待花开”的韧劲。创新才是合肥投资的未来。

　　二是做大生态。围绕产业创新的价值链，合肥发力科技孵化、科技产业、科技金融这三大方向，谋求形成在丰厚研发创新土壤上的科技“产、投、融”一体发展模式，将合肥及安徽打造成有重要影响力的科创策源地和新兴科技产业聚集地。

　　合肥政府对一些重大项目的投资，许多都是联合省里一起干的，有些还吸收了国家基金的参与。合肥的实践感悟了全省。今年6月，安徽全省下了一盘大棋，启动“万家企业资本市场业务培训专项行动及首期业务培训”，省委书记批示，省长亲授第一课，7位在合肥的副省长悉数出席。培训旨在全面提升政府和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的意识和能力，搭建学习交流、投资链接、政商对话平台，促进资本市场各种资源要素互动耦合，这传递了安徽全省坚定“用市场逻辑谋事、用资本力量干事“的信号和决心。

　　合肥从实干起步，随着实践的深入，必然提出对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相关制度体系的要求。当前，需要着手建立政府投资绩效评估考核体系、基金信息化管理体系、管理人评价系统等。同时，研究建立支持市场化基金设立、完善政府配资方式等标准化制度和程序。对母基金管理平台的考核评价指标还应克服单一化，需更多加强对募资和投资进度、投资质量及支持“双创“成效等方面的关注。并且，序时进度考核方式的年度刚性化也应改进，要有对市场周期及行业规律进行灵动调整的机制。

　　现在，政府引导基金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主导力量。据2020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由政府国有控股和参股LP的投资金额比例已达90.4%。合肥在政府投资方面的实践探索，给我们对未来政府引导基金发展带来一些启发思考：

　　1）投资操作问题。通常，政府基金都是做母基金的，通过参股子基金，把资金交由市场机构或团队运作，本身不直接进行项目操作。这种方式由于远离市场，导致政府很难有市场话语权和资产掌控权，结果容易导致“委托代理”机制的严重不对称：即政府“委托”出去的是机会与收益，留下的是风险；市场机构“代理”的是商业经营，推掉的是责任。同时，政府不做直投，最终培养不出自己的人才队伍，也难以建立起对市场的反应机制。合肥的实践表明，条件具备的话，政府可以直接做投资，并且，还可以“领投”方式进行操作。类似还有，如江苏省高投集团负责运营的省创投引导基金，起初也是一直做母基金，后及时转向直投，才获得快速发展，并成功孵化出像“毅达资本”这样的市场品牌。

　　政府做“直投”甚至“领投”，也为解决“返投比例”问题找到途径。目前，在政府引导基金管理中，“返投比例”成为政府出资与市场机构运作之间最纠结的矛盾。客观讲，我国“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下，任何地方的政府资金都希望用在当地，很难想象让自己的钱用到别人身上，加上大多基金本身就定位在培育本地产业，因而，即便烂也要“烂在锅里”。这种行政性的人为限制，制约着“资源优选”的市场化操作，导致许多地方政府基金运作不良。为缓解这一矛盾，一些地方逐步降低“返投”的具体比例指标，但仍难抛弃“返投”要求，故尚难根本解决问题。实际，这都是在政府出钱自己不操作而交给别人去投资的情况下必然要带来的问题。现在，合肥政府自己出钱自己投，而且还领着社会资本投，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返投”的问题。当然，做到这一点，无疑要有资金实力，更要有足够专业的管理水平。

　　2）投资效益问题。以往，我们习惯认为，政府引导基金都不以盈利为目的，更多是为撬动社会资源，扶持地方发展和获取长期社会效益。这种对政府引导基金功能的笼统设定，容易导致政府基金与市场资金在目标诉求等方面的冲突。

　　政府的钱要不要效益？不宜泛泛而论，应作具体分析。从政府的资金投向看，对产业创新初期或早期的投资，属于创业投资引导，因为这是市场失灵领域，风险大，需要政府作前期引导，这种投资往往很难有经济效益，讲不了即期回报，政府主要是着眼长远利益；而在产业成熟期，属于完全竞争领域，政府进入是一种产业投资引导，目的是依照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和地方产业布局，引导和集聚社会资源把产业做大做强，以体现对经济的有效支撑。这类投资不能不讲效益，并要以效益回报来检验投资的成效。

　　从政府的出资形态看，当政府资金以财政预算性质安排使用时，是不能讲眼前效益的，它追求的是社会公平、长远发展；而当政府资金以基金方式进入市场，它与市场资金的诉求则是共同的，都要讲效率、效益。唯此，才符合市场运营规律，也才能使各方利益协同起来。进入市场的资金、基金，如果都不讲效益、效率，就很难体现市场机制，最终造成资源的浪费。只投不赚的结果，就是无法持续。

　　现实中，市场对政府进入竞争领域的担忧，主要在如何避免“与民争利”？其实争不争利，关键不在政府投资是否获利，而在收益如何处置。政府获得投资收益后应体现激励原则，更多让利给市场机构或其他LP主体，以引导和调动它们进入市场的积极性。但这属于投后效益的再分配问题，已不是投资本身问题。

　　合肥政府在投资收益上的实践探索，为政府引导基金的市场化运作提供了现实样本，也为国有资本管理方式改革开辟了有效路径。目前，国资管理的目标思路就是“保值增值”。实际上，“增值“是”保值“的一种能力。只有”增值“，才能真正实现”保值“。合肥的实践证明，国有资本完全能够通过“增值”收益的途径，实现对国有资产超额“保值”的预期。

　　目前，从增值投资的具体领域看，合肥做得比较成功的不是“风投“、“创投”，主要还是“产投”。下一步，需要加强对创投引导的部署，更多在“投小”、“投早”上积累经验，这是政府引导基金最应“偏重“并有所作为的地方。全国也是如此，据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我国新设立的政府引导基金还是多以产业投资类型为主，基金数量48只，占比为85.71 %，目标管理规模1585.57亿元；而创投基金数量仅为5只，目标管理规模163亿元，与产业投资相差近10倍之多，这一倾向应得以重视和调整。

　　3）投资角色问题。政府直接做投资，“引导”变成了“主导”，这不免带来对政府角色定位的思考：市场投资活动中，政府是当“裁判员”还是“运动员”？

　　以往，人们对政府的认识，都是定格在宏观调控者、规则制定者、秩序维护者上，基本是“裁判员”角色，不作“运动员”的。合肥的做法颠覆了人的这一认知。政府把企业招进来，不只在“岸上”看企业游泳，而是跳进水里跟企业一块游，好处是当企业呛水了能够及时拉上一把。应该说，政府的初衷不是取代市场，而是努力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结合起来，以政府更有为推动市场更有效。

　　但事物发展总是辩证的。在竞争性领域，政府直接进入会不会造成机会和利益上的某种不平等？说到底，这是对政府属性与市场属性、政府行为和商业行为关系的把握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投资行为有着一种“放大”、“延展”的效应，这种效应可能是正面，也可能是负面的，需要我们给以关注并妥善处理好。

　　4）投资风险问题。有投资就有风险。政府进入市场直接进行操作，带来的问题便是：一当出现损失或失败，风险由谁来承担？

　　无限风光的背后，成功从来就不止一面。合肥过往实践也曾有过投资失败的教训。如2009年，合肥新站高新区斥资20亿元引进日立等离子面板项目，这在当年成为中国大陆第二条等离子面板生产线，后来彻底失败，项目企业“鑫昊”最后变成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合肥，类似这样失败的案例还有熔盛造船、赛维光伏、北大未名生物等，几乎都是打了水漂。

　　客观讲，我国现行国资管理体制主要是针对生产经营型业务建立的，对属于资本投资型业务的发展还有许多不适应方面。如，资产定价和项目退出机制对审计评估、进场交易的刚性要求，不能满足创新项目投资的需要；国资经营考核对利润指标逐年刚性增长的要求，不太契合创新资本投资的周期性特点，这些都需要予以关注和研究。

　　外界说合肥是“赌博”不合适，合肥说自己是”拼搏“也不够。因为，无论怎么“博“，都要考虑其“博”后的结果都有成或不成。只要是投资，就不存在弹无虚发的“神话”。由于政府设立产业投资基金都是为了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所以资金规模一般都要比股权投资大出许多，一旦出现问题，势必给国家和地方带来重大损害。面对巨额资产损失，仅靠做事人的觉悟、情怀和担当是不够的。目前，安徽也在研究建立”种子投资和风险投资容错和尽职免责机制“，但真要执行起来还有个过程。我们在鼓励敢试敢闯的同时，对可能出现的风险结果处置，要有相应的制度保障。更重要的是，应建立有效的御险防范机制，确保国有资产不出现重大风险闪失。

　　在我国改革开放大潮中，安徽向来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天的合肥探索，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安徽及合肥在政府基金投资上的成功，更多是应关注，这一实践对我国未来政府引导基金发展及整个资本市场建设，将会引发怎样的牵动影响？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上海交大中国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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